我们最近从华盛顿特区回来，在那里我们与多位政策制定者、前政策制定者和独立分析师举行了多次会议，重点讨论了美国大选以及更广泛的亚洲市况变化展望及影响。本文特别聚焦于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有机会出现的政策转变。我们将在其后的报告中对哈里斯政府管治下的潜在政策影响进行评估。请注意，本文中的一些想法只代表发言人和／或与会者的意见，不一定代表摩根大通的观点。
1. 关税风险确实存在。但重要的是，政策目标明显已经改变。方向可能不再是关乎贸易协议，甚至不是增加美国出口，而是纯粹阻止进口以及实现有限脱钩。
2.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可能更具对抗性，但更广泛的政策立场将如何演变仍属未知之数。
3. 我们未能确定对于所有进口商品实施10% 的普遍关税是否合法，但如果实施如此水平的税项，将会造成庞大的纷扰。一些与会者认为，有关举措可以成为各国就其他问题进行合作的谈判工具，或是用于防止贸易从中国转道他国。
4. 墨西哥和越南是中美贸易战1.0的赢家，更有望从中美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中受益。
5. 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全球其他国家会如何应对。他们会否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联手抵制中国进口激增？还是像中美贸易战1.0一样，中国出口总量将会上升？
6. 对市场构成的潜在影响可能巨大。拟议的关税税率较现有税率大幅提高，而统一的关税风险和国家之间的潜在报复行动则带来了很大的下行风险。
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管治下，关税问题可能会重新成为焦点，贸易战风险也将重燃。然而，贸易战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演。第一个区别会是规模。虽然第一次贸易战给全球体系带来了冲击，但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总税率仅从个位数上升至约12%。全面提高到60%将是庞大的增幅，影响将波及所有商品而非少数特定的商品类别。中国以外，特朗普还提出了征收10%统一关税的可能性。这种普遍关税将对增长和通胀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的问题，在于加征关税是为了最终达成某些协议而采取的谈判立场，还是仅仅为了阻碍贸易。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关税是一种谈判工具：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的关税是针对某些国家和产品而实施的，但最终特朗普政府却与中国、日本及韩国达成了贸易协议，还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了《美墨加协定》。之前已有使用关税作为达成贸易协议工具的先例。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根据我们的近期观察，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许多前政策制定者和顾问在贸易方面，尤其是针对中国贸易方面的目标似乎有所转变。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的目标是达成贸易协议。当时的美国政府旨在寻求一项多阶段协议，从而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改善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并让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达成的协议要求，「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以及货币和外汇等领域的经济和贸易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其他变革」。然而，华盛顿的语气似乎已经转变。过去五年的经验形成了如今这样的观点，即全球体系已不可逆转地从不断加深的全球化发展，转向重新关注经济民族主义。因此，一项深化中美关系、进一步整合两国经济，从而推动美国生产商和企业更加依赖中国需求的贸易协议似乎不再是目标。现时的重点已经转向经贸脱钩。根据我们的会议，此举似乎是为了实现多个目标而制定——首先，减少向中国输送资金。我们从对话中得到的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美国不应资助其对手，贸易应转向更友好的盟友，也称为「友商外包」。中美贸易是全球范围失衡最为严重的关系之一，美国政策制定者希望解决这一问题（参见图表）。第二个目标是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和其他重要商品方面。理论上，关税将用于推动美国增加生产，或将具战略价值的商品供应链转移。
中美之间的不对等贸易关系
中国增加值贸易差额，百万美元
最后一点是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担忧。政策制定者普遍表示，他们不会让美国承受「中国冲击2.0」。这是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涌进市场的中国制造商品激增，导致美国就业和产业蒙受损失。随着中国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世界各地都在增加汽车和先进工业商品等中国进口商品（参见图表）。这呼应了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最近的讲话：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放缓，国内经济疲软迹象浮现，令中国更有可能依赖外国需求来维持未来增长。当中国依赖外国需求实现增长时，尤其是当行业贸易顺差迅速增长时，由此造成失业和工资下降的现象可能会对世界各地的人群和社区造成持久而重大的损害，特别是低收入者。
近年来中国对新兴市场的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贸易顺差，百万美元
为何对关税和贸易的看法似乎发生了转变？
鉴于中国之前寻求的结构性改革现在被认为无法实现，华盛顿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不会对政策做出改变。此外，人们对某些商品的依赖程度大感不安，并认为美国必须为与中国的长期竞争做好准备。减少对中国经济的接触点和支持似乎就是目标本身。
虽然特朗普许多重要顾问的目标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毋庸置疑的是，最终的政策将由特朗普决定，从而为任何贸易政策的制定带来了不确定性。从他的第一个任期就可以看出，达成协议是首要目标，而特朗普经常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交易促成者。因此，不可能就关税的使用得出确切的结论。另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如果达成协议是目标，那么这份协议将会是什么样的？
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可能无法一概而论。贸易关系或会更趋紧张，但在乌克兰战争、人权问题或与盟友在经济遏制方面的全面协调方面，美国可能会对抗少些。这样一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结果可能是喜忧参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是继续拜登的盟友合作方式，还是选择「单打独斗」。
如果关税增加，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首先，对中国的潜在关税影响是什么？2018 年特朗普首次加征关税后，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 2017 年的 22% 下降到 2023 年的 14%，关税上调的商品降幅更大。墨西哥、越南、台湾地区、加拿大和韩国的市场份额均有所增加。虽然有些方面只是简单的贸易转道（例如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出口增长也超过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但有证据表明，从中国获得美国市场份额的经济体获得了大量经济收益。除了贸易转道之外，供应链也在发生变化，近年来全球对越南和墨西哥的国际直接投资有所增加。
根据简单模型的结论，美国对中国出口征收 60% 左右的关税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毋庸置疑，估计贸易战带来的影响非常复杂，因为报复、抵消刺激、货币变动等变量都会发挥作用。然而在简单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将从目前的 12%（贸易加权值）增加 48 个百分点至 60%。这样的增长将把大量中国出口产品挤出美国市场。根据 2023 年的数据，中国对美国的总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 14.8%，占中国 GDP 的 2.8%。根据经合组织的 TiVA 数据库，中国国内增加值占出口总额的 82.1%，这可能会在未来 12 个月内使 GDP 增长降低 2.0-2.5 个百分点。影响将直接通过出口渠道中体现，并间接反应在消费和投资的下降。政策支持可能会抵消部分影响，因此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
关税增加可能导致的美国通胀和负增长影响是否足以阻止政策制定者走上这条道路？
这里，重要的是要辨清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对整体通胀状况的影响。核心商品占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的 20%，而35%的核心商品是进口而来。在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的情况下，总体关税税率可能会增加约 48%。由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所有进口商品的 13.5%，这将自动转化为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胀存在45个基点的上升空间（20% x 35% x 13.5% x 48百分点= 45个基点）。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对所有核心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将导致核心通胀最初上升 70个基点（20% x 35% x 10百分点=70个基点）。
但是最终对通胀的影响将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这些其他因素与上面列出的因素类似，例如货币贬值、贸易转移或政府刺激，相比关税的直接影响下， 它们可能在影响核心商品通胀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这不是直接对比，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8-19 年的贸易战中，通胀率仍处于负值区域，介于同比下跌-0.9%至-0.1%之间（参见图表）。总体观点是，通胀影响不足以阻止政策制定者走上对中国征收更高关税的道路。
2018-2019年贸易战期间美国核心商品通胀率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关键在于中国和全球经济如何反应。毫无疑问，中国对任何贸易战的反应都是一个关键因素，无论是报复、谈判还是不作为。对美国企业造成影响并波及股市的报复仍被视为一个关键制约因素。距离大选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其中过程肯定曲折，但在我们评估可能影响亚洲的潜在政策路径时，贸易是值得密切关注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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