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
2026年9月18日
澳洲拐點已至?
在過去近二十年的時間裡,新興市場資產憑藉具有吸引力的估值,長期被視為「這次不一樣」的投資敘事。然而,其實際表現卻持續令人失望。從2010年至2025年的15年間,新興市場股票表現每年較發達市場落後約500個基點。儘管不少新興市場經濟體在此期間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強勁的經濟增長往往未能轉化為相應的股東回報。然而,近期這一趨勢開始出現重大轉變的跡象。2025年,新興市場股票跑贏發達市場股票逾12個百分點。1 這一差距在2026年進一步擴大,截至2026年上半年,新興市場股票上漲24%,而發達市場股票則上漲10%。1
我們認為,當前所見的並非僅是一場週期性復甦,也是一場更廣泛的結構性轉變:強大力量重塑全球經濟格局,新興市場正迎來價值重估。隨著人工智能(AI)崛起、全球分化加劇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新興市場的經濟重要性及基本面正在迅速演變。如今,投資新興市場,不論是股票、固定收益資產,甚至私募資產,都意味著持有越來越多全球在AI時代所需的核心資源與能力,包括:先進製造能力、半導體晶片和關鍵大宗商品。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新興市場的公司治理、政策公信力和宏觀經濟韌性也在不斷改善。
然而,許多投資者仍以過去的眼光看待新興市場,對新興市場股票和債券的配置依然偏低。雖然參考過往表現固然重要,但我們認為,未來可能會驅動投資回報的因素正在變得逐漸不容忽視。越來越多的理據表明,投資者應考慮對新興市場進行戰略配置,下文中我們將對此加以闡釋。
在提出將新興市場納入核心配置的投資邏輯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剖析其過去表現落後的原因,以及如今發生了哪些變化。
「舊經濟」問題
行業構成是導致新興市場股票過去表現欠佳的原因之一。在發達市場,超大盤科技公司在標普500指數中佔據較大權重,成為推動市場回報的核心力量,其中許多公司在2011年至2025年間以極低的資本密集度實現了每年超過20%的複合盈利增長。2 相比之下,新興市場股票指數在過去十年間的權重主要集中於金融、能源和材料板塊,而這些行業的增長速度都較為緩慢。
當投資者青睞軟件、科技平台和知識產權相關企業的表現時,新興市場仍集中於資本密集度較高的行業。結果是,當輕資產科技企業開始主導全球股票市場回報之際,新興市場卻面臨結構性的不利因素。自2020年以來,這些企業在標普500指數總市值中的佔比已升至約35%至40%。3
新興市場過去一直缺乏類似的一批能夠實現相同水盈利增長的科技巨頭。直到最近,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仍舊主要依賴出口和大宗商品相關活動。而在全球金融危機後,貿易增長放緩、大宗商品價格走弱,許多新興經濟體盈利增長失去動力,這些活動因此也遭受了衝擊。
增長未能轉化為股東回報
儘管2011年至2025年間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年增長率超過5%,但這一增長往往未能穩定地轉化為股東回報。許多新興市場投資者僅獲得小幅以美元計算的盈利增長,部分情況下甚至出現負增長。
造成上述差距的關鍵原因,往往在於企業缺乏資本紀律。過去,管理層(或政府官員)往往更重視市場份額或國家政策目標(如總就業人數),而非為股東創造回報。與此同時,股票發行、關聯交易和低回報投資進一步削弱了每股價值的創造能力。
例如,中國就是這種現象的典型例子。儘管多年來國內生產總值(GDP)保持高個位數增長,但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股票市場在過去15年中盈利增長幾乎持平,表現停滯不前。鑒於近年來中國在部分新興市場股票指數中所佔權重超過20%,其疲弱的市場表現也成為拖累新興市場整體回報的重要因素之一。
宏觀經濟脆弱性同樣影響了投資者的回報。較高的通脹、外部赤字和缺乏可預測性的政策制定等因素使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依賴外資。在全球流動性收緊期間,就容易受到衝擊。2013年的「量寬縮減恐慌症」便是典型的例子,當時聯儲局釋出訊號表示將縮減金融危機後的購債計劃,市場隨即出現大幅拋售;十年之後,聯儲局在2022–2023年展開的緊縮週期,則進一步強化了市場的這一看法:新興市場的投資回報往往與全球的資金流向息息相關,其程度甚至不亞於對企業基本面的依賴。
貨幣貶值往往加劇全球投資者所面臨的問題。即使當地市場表現良好,投資收益也未必能夠轉化為美元回報。例如,在過去15年中,MSCI印度指數以本幣計的年化回報超過11%,但以美元計則不到6%。更廣泛的MSCI新興市場指數以本幣計的年化回報約8.4%,但以美元計僅約5.7%。
簡而言之,投資新興市場並非單純押注於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關注經濟增長能否真正轉化為股東回報,以及政策制定者能否維持經濟穩定以及全球資本能否保持充裕。很多時候,這些條件中總有一項或幾項無法滿足。
目前有三大因素正在推動新興市場發生有利的結構性轉變。首先,新興市場正在提供更多人工智能產業建設所需的生產要素,而全球地緣分化趨勢則推升了對能源安全和供應鏈多元化的需求。其次,新興市場的資本紀律和股東利益一致性不斷改善。第三,政策制定者的公信力有所提升,加強了通脹控制和國際收支管理能力。
本文中,我們重點關注以下幾個關鍵增長領域:台灣地區和韓國的半導體及人工智能硬件產業、中國的人工智能生態體系發展,以及拉丁美洲的大宗商品出口。
台灣地區和韓國的半導體及人工智能硬件:台灣地區和韓國現已成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儘管近年來市場焦點集中於某家晶片設計公司,但其晶片實際上主要由一家台灣代工廠生產,這家代工廠製造了全球絕大多數最先進的邏輯晶片。另一方面,韓國則建立起另一個企業生態體系,主導了全球高頻寬記憶體的生產,而這是人工智能模型中的關鍵組件。目前市場嚴重供不應求,導致人工智能訓練和推理基礎設施面臨瓶頸。
隨著美國最大的超大規模科技企業持續投入數千億美元用於人工智能資本開支,新增收入正直接流向台灣地區和韓國的相關企業,並惠及兩地更廣泛的經濟體。我們尤其關注韓國和台灣地區的股票,預計未來12個月這些股市存在上行空間。(在此處閱讀我們的相關文章。)
中國的人工智能生態體系:中國科技行業正由一個與西方平行發展的、相對獨立的人工智能生態體系所驅動。中國的人工智能模型大多採用開源模式,而西方尤其是美國則通常通過訂閱模式或應用程式編程接口限制對前沿模型的使用權限。中國的開源戰略讓更多全球開發者接觸其前沿人工智能模型,進而提升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的影響力和競爭力。
中國也日益成為人工智能相關技術組件(尤其是半導體)的重要生產國和出口國,使其成為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中國人工智能產業建設的規模,以及其持續推動擺脫對美國供應鏈依賴的努力,構成了人工智能領域另一項獨特的增長驅動力。鑒於中國宏觀經濟環境和企業基本面仍較疲弱,中國人工智能投資邏輯可能仍舊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充分兌現。
拉丁美洲在全球地緣分化背景下重回(美國)視野:貿易政策和供應鏈重組正促使美國政府更加重視區域能源安全和製造業韌性。這與美國貿易政策相呼應。2025年,所有國家都受到關稅增加的顯著影響,而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則明顯處於有利地位。當前,隨著中東衝突持續發酵,美國及世界各國政府越來越認識到,提高能源安全、多元分散能源來源已成為一項戰略要務。為了實現從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轉型,需要以歷史罕見的規模獲取銅、鋰等大宗商品。而拉丁美洲擁有全球逾40%的銅儲量和約60%的已知鋰儲量,這導致其成為這些資源的重要出口來源。
中國也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重新備受關注的焦點。過去十年,中國在拉丁美洲礦業、能源和基礎設施資產上的投資已超過2,000億美元。4 中國如今已成為該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貿易規模顯著超過美國;美國政府顯然正著力採取措施減緩中國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拉丁美洲還受益於全球分化加劇帶來的另一重影響,就是供應鏈多元化及近岸化的需求。例如,墨西哥近期已超越中國,成為數據中心建設所需先進技術產品的最大出口國。
2025年,美國從墨西哥進口技術產品約1,400億美元,而從中國進口約600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在2024年從兩國的進口總額均約為1,000億美元。5 這一變化可能部分源於轉口貿易,即從亞洲進口產品後僅進行少量加工後,再將其出口。不過,隨著《美墨加協定》持續審查過程中對製造業出口提出更嚴格的本國和區域原產地要求,預計這一情況將會改變。(請在此處詳細了解我們的觀點(只提供英文版)。)儘管如此,這些發展清楚表明,通過「近岸外包」製造業來保障供應鏈的相關舉措,正在為拉丁美洲主要經濟體帶來競爭優勢。
新興市場中,資本紀律和股東利益一致性正呈現改善跡象。從經濟增長轉化為股東回報的傳導機制持續強化,相關政策舉措正推動企業採取更加符合股東利益的經營行為。
例如,韓國政府已正式推出措施,以解決所謂的「韓國折價」問題——鑒於韓國在公司治理方面相對薄弱,導致該市場相對全球市場而言長期存在估值折價。韓國政府因而鼓勵企業公布資本配置計劃、增加股息和回購、減少交叉持股。監管要求和社會輿論壓力也在推動企業提高分紅比例、改善公司治理實踐。
相應的,這也改善了市場表現:自2024年底推出以來,韓國價值提升指數(該指數納入了符合一系列治理標準的企業)已跑贏更廣泛的韓國綜合股價指數(KOSPI)約60%。這一結果或許並不令人意外:日本於2020年中推出一個聚焦公司治理的企業指數,該指數自推出以來,表現已跑贏更廣泛的東證指數(TOPIX)近100%。
在中國,政府的整體政策重點,正從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增長轉向更加注重增長質量。中國的「反內捲」行動旨在扭轉長期存在的營商趨勢,其中「內捲」是指過度競爭導致回報遞減甚至轉負的惡性循環。該行動旨在遏制破壞性的價格戰和企業間侵蝕利潤率的惡性競爭,並允許部分行業的企業優先考慮盈利能力,而非一味追求市場份額。
一家中國跨國企業近年從與同行展開電商價格戰,轉向投資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正是這一趨勢的典型體現。然而,鑒於企業部門長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整體盈利能力不足、股份稀釋等情況,中國的公司治理和股東回報能否持續改善仍有待觀察。如果這一狀況能夠持續改善,中國市場有望從目前較偏向選擇性及戰術性的投資標的,轉變為更具價值的長期投資機會。
過去十年,新興市場的宏觀經濟基礎經歷了顯著變化,這是因為政策制定者更加積極地管控通脹風險,同時兼顧經濟增長所致。此外,在經歷多年民粹主義和宏觀經濟波動後,許多國家逐漸朝向較為中間路線與務實主義的施政方向發展,儘管不同國家的轉變步伐並不一致,但這些變化表明,當前環境可能有利於維持新興市場的穩定性,這對全球投資者而言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特徵。
近年來,新興市場更展現出與過往截然不同的通脹環境:平均通脹率已降至4%以下。尤其是拉丁美洲,其央行在疫情後應對通脹壓力時,採取了更早、更積極的收緊貨幣供應和提高政策利率的措施,相較於許多發達市場央行,更有效地遏制了通脹的升幅。
新興市場主權基本面如今較2022年已經顯著增強。從新興市場中位數來看,財政赤字已從-4.6%收窄至-3.6%,債務負擔從佔GDP的65%降至60%,通脹率從4.9%降至3.8%,實際政策利率從1.2%升至3.1%,經常賬戶則從-0.6%的赤字轉為+1.3%的盈餘,外匯儲備覆蓋倍數更從1.1倍翻倍至2.2倍。6 與此同時,2026年發達市場的資產負債狀況看起來更趨縮緊,財政赤字為-4.9%,債務佔GDP比重達112%。7
這種日益提升的公信力已逐步反映於市場表現:匯率波動減少、主權利差收窄,以及新興市場央行能夠無需擔心引發資本外逃的情況下放寬貨幣政策。目前幾乎所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實際利率都高於美國,為投資者提供可持續的利差收益,並形成抵禦資本流出壓力的緩衝。這種有利環境,是十年前新興市場政策制定者所難以想像的。
國際收支狀況同樣有所改善。資源出口國正受益於大宗商品價格高企(這也是全球通脹的驅動因素之一),而製造業出口國則受益於供應鏈多元化帶來的資金流。過往聯儲局緊縮週期中令新興市場投資表現容易受到衝擊的經常賬風險,如今已大為緩解。
過去,投資者往往將新興市場視為一個單一資產類別。但事實上,與其說新興市場是一個同質化的投資類別,不如說是由諸多擁有截然不同增長驅動因素的經濟體構成的組合。在這一背景下,新興市場的投資實施決策比以往更加重要,多元分散配置尤為關鍵。例如,一些新興市場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將韓國排除在外,而韓國是年初至今表現最好的國家。如今,投資新興市場已不再是對單一宏觀經濟趨勢的預期,而更像是發掘哪些國家和公司處於最有利位置,能夠從重塑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力量中獲益。
我們看好新興市場股票中的亞洲部分,其在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按市值計佔整體新興市場股票的70%以上。亞洲市場正處於多個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性轉變的核心,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基礎設施領域。人工智能驅動的盈利增長(預計MSCI亞洲(日本除外)指數2026年盈利增長53%)、較低的估值(市盈率為12倍,低於長期平均水平)以及投資者持倉仍然偏低,共同構成了頗具吸引力的潛在增長條件。
台灣地區和韓國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佔據關鍵地位,正直接受益於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隨著人工智能投資持續加速,這些市場仍處於最有利的位置,有望從這一全球增長主題中獲益。
新興市場的轉型不僅僅是股票市場的敘事:其中一些最顯著的改善發生在信用領域,但許多投資者對新興市場債券的認知仍停留在過去的歷次危機,而如今的基本面已與以往大不相同。
對於尋求收益和多元化效益的投資者而言,我們認為新興市場信用資產代表了當前固定收益領域最具吸引力的機會之一。總體而言,新興市場硬通貨債券市場目前是一個4.5萬億美元的資產類別,覆蓋70多個國家和10多個行業。然而,儘管主權債收益率約為6%,而企業債收益率為6%–8%,新興市場債券仍常被許多投資者視為具有財務脆弱性的資產——這一觀點正逐漸顯得過時。
當前新興市場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均展現出良好財政紀律的跡象:投資級債務淨槓桿率約為1.1倍;高收益債務淨槓桿率約為2.7倍,違約率也低,年初至今僅約1.1%。新興市場高收益企業的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EBITDA)率約為發達市場同類企業的兩倍,同時許多行業的基本面都頗具吸引力。
例如,金融行業的淨資產收益率達到15%至20%,不良貸款率低於3%;能源生產商在油價50美元時即可實現盈虧平衡;科技、媒體和電訊企業則持續產生自由現金流。
因此,我們尤其看好由巴西、哥倫比亞、印度、以色列、墨西哥和土耳其發行的企業債,這些企業通常擁有強大的市場地位、EBITDA率超過15%、槓桿率不超過3倍,且收益率通常高於7%8 ,在兼具質量與收益下形成了具有吸引力的組合。
隨著這些結構性變化在新興市場持續推進,投資者也應將視野從公開市場拓展至私募市場,尤其關注亞洲的投資機會。在我們看來,亞洲區內的經濟增長和企業轉型很大一部分其實發生在私募市場:亞洲營收超過1億美元的企業中,約85%為私人企業。9 在更廣泛的亞洲地區,過去十年亞太區私募股權收購的表現優於公開市場,總回報率達到145%,而MSCI亞太指數則為83%。10 市場規模也從2016年1,048筆交易,涉及1,020億美元,增長至2025年1,690筆交易、1,980億美元。11
亞太地區各新興市場國家的私募市場都提供不同的回報來源和分散化機會。以韓國為例,私募市場的投資機會,可被視為公司治理和資本紀律改善的後續結果(正如前文所述)。而韓國在人工智能供應鏈中的戰略地位也進一步強化了這些機會:隨著全球對半導體和高頻寬記憶體的需求持續增長,大型企業集團面臨的壓力日益增加,需要更加重視回報並瞄準戰略重點。這種壓力也在加速韓國傳統「財閥」(韓國特有的大型家族控制企業集團模式,在同一集團旗下經營多項業務)體系的重組和資產剝離,這一趨勢正為私募投資者帶來更加穩定的交易型投資機會。
就印度和中國的私募市場資金流而言,印度在交易達成和退出(包括2025年首次公開募股(IPO)驅動的退出大幅增加)方面均保持持續勢頭,表現尤為突出。這一趨勢進而完善了發起人「以退出為目標」的投資生態體系。在中國,受全球分化、經濟前景複雜以及資本募集和交易退出門檻提高的影響,投資重點已轉向內需導向行業以及能產生穩定現金流的企業。這一趨勢也使本地資本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並更加凸顯管理人篩選和風險管理的價值。
儘管新興市場具備結構性利好因素,投資者對大幅配置新興市場股票似乎仍有顧慮。累計資金流入一直較為疲弱(尤其與美國的大量資金流入相比),投資者倉位仍然偏低。
新興市場股票相對於發達市場的估值折價仍然存在,這表明投資者尚未完全確信當前較高的盈利增長率能夠持續,或者股東改革能夠取得成效。過去一年新興市場的大幅上漲也可能令部分投資者有所顧慮;地緣政治風險(尤其是對石油的依賴)和匯率敏感性等問題仍然令人擔憂。不過,投資者的猶豫不決也恰恰為構建核心配置創造了具有吸引力的入場時機。
多年來,投資者一直將新興市場視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槓桿化型投資工具:當全球經濟擴張時,這些市場受益最大;當全球經濟放緩時,這些市場則舉步維艱。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正越來越過時。新興市場已不再是單純是全球增長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增長的推動者。
在我們看來,當前新興市場正在經歷的重大結構性變化,足以使其從戰術性交易轉變為核心戰略配置。未來十年許多最具代表性的投資主題將對新興市場產生非凡的影響:例如,人工智能基礎設施高度依賴台灣地區和韓國的半導體生態系統。供應鏈多元化正在重塑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製造業格局。資源安全仍依賴主要分布於新興市場的各類大宗商品。然而,投資者的資產配置仍然受到過去不如人意的經歷所束縛,使許多投資組合緊盯記憶中的舊世界,而非正在形成的新格局。
我們認為投資者不再需要承受低配新興市場所造成的損失風險。隨著全球經濟格局的重塑,未來十年,那些敢於加大對全球所需要素(先進製造能力、半導體晶片和關鍵大宗商品)配置比例的資產配置者,或將迎來豐厚回報。
投資者在做出投資決策前,應仔細閱讀基金發售說明書及其他發售文件,充分了解投資目標、風險因素、各項費用及基金的其他相關資訊。
多元化和資產配置不保證錄得盈利或免招損失。
相較於發達市場,新興市場投資涉及較高風險且波動性更強。外幣匯率變動以及投資者司法管轄區域以外地區的會計及稅務政策存在差異可能會增加或降低回報。部分市場的政治和經濟穩定性基礎相對薄弱,加之投資者司法管轄區域以外的稅收政策與法律體系差異,可能產生額外風險。投資者在投資新興市場前應審慎評估這些風險,並諮詢財務與法律顧問。
指數定義
MSCI世界指數是一個按自由流通股數調整後的市值加權指數,旨在衡量全球發達市場的股市表現,由23個發達市場國家指數組成。
MSCI新興市場指數是一個按自由流通股數調整後的市值加權股票指數,涵蓋新興市場國家的大盤股和中盤股,覆蓋各國約85%的自由流通股數調整後市值。
MSCI中國指數是一個按自由流通股數調整後的市值加權股票指數,以1992年12月31日為基期,基點值為100,以港元計價(美元計價請參見M3CN指數)。
新興市場消費者物價指數(EM CPI)衡量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消費者價格通脹水平,追蹤這些市場家庭購買的一籃子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同比平均變化。
發達市場消費者物價指數(DM CPI)衡量發達市場經濟體的消費者價格通脹水平,追蹤這些市場家庭購買的一籃子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同比平均變化。
MSCI台灣指數是一個按自由流通股數調整後的市值加權股票指數,旨在衡量台灣地區大盤與中盤股票的表現,覆蓋約85%的台灣股票市場。
MSCI印度指數是一個按自由流通股數調整後的市值加權股票指數,以1992年12月31日為基期,基點值為100。
MSCI巴西指數是一個按自由流通股數調整後的市值加權股票指數,旨在衡量巴西大盤與中盤股票的表現,覆蓋約85%的巴西股票市場。
MSCI韓國指數旨在衡量韓國大盤與中盤股票的表現,由80只成分股組成,覆蓋約85%的韓國股票市場。
韓國價值提升指數是由符合一系列公司治理標準的韓國企業組成的指數,旨在追蹤重視股東利益、具備較高資本效率和盈利能力並能提供良好股東回報的企業。該指數於2024年末推出,是韓國政府應對“韓國折價”現象的舉措之一。
MSCI亞太(日本除外)指數(正式名稱為MSCI所有國家亞洲(日本除外)指數,MSCI AC Asia ex Japan Index)涵蓋亞洲三個發達市場中的兩個(不包括日本)和八個新興市場的大盤與中盤股票,覆蓋各市場約85%的自由流通市值。其中,發達市場包括香港和新加坡,新興市場包括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地區和泰國。
MSCI亞太指數是一個按自由流通股數調整後的市值加權股票指數,旨在衡量亞太地區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大盤股及中盤股的表現。
韓國綜合股價指數(KOSPI)是韓國證券交易所主板上所有普通股的市值加權指數,以1980年1月4日為基期,基點值為100。
TOPIX又稱東證股價指數,是在東京證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所有公司的市值加權指數。
標普500指數是由500隻股票組成的市值加權指數,旨在通過代表各主要行業的500隻股票總市值變化衡量美國整體經濟表現,以1941–1943年為基期、基點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