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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智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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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新兴市场资产凭借具有吸引力的估值,长期被视为“这次不一样”的投资叙事。然而,其实际表现却持续令人失望。从2010年至2025年的15年间,新兴市场股票表现每年较发达市场落后约500个基点。尽管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期间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强劲的经济增长往往未能转化为相应的股东回报。然而,近期这一趋势开始出现重大转变的迹象。2025年,新兴市场股票跑赢发达市场股票逾12个百分点。1这一差距在2026年进一步扩大,截至2026年上半年,新兴市场股票上涨24%,而发达市场股票则上涨10%。1
我们认为,当前所见的并非仅是一场周期性复苏,也是一场更广泛的结构性转变:强大力量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新兴市场正迎来价值重估。随着人工智能(AI)崛起、全球分化加剧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新兴市场的经济重要性及基本面正在迅速演变。如今,投资新兴市场,不论是股票、固定收益资产,甚至私募资产,都意味着持有越来越多全球在AI时代所需的核心资源与能力,包括:先进制造能力、半导体芯片和关键大宗商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兴市场的公司治理、政策公信力和宏观经济韧性也在不断改善。
然而,许多投资者仍以过去的眼光看待新兴市场,对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的配置依然偏低。虽然参考过往表现固然重要,但我们认为,未来可能会驱动投资回报的因素正在变得逐渐不容忽视。越来越多的理据表明,投资者应考虑对新兴市场进行战略配置,下文中我们将对此加以阐释。
在提出将新兴市场纳入核心配置的投资逻辑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剖析其过去表现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今发生了哪些变化。
“旧经济”问题
行业构成是导致新兴市场股票过去表现欠佳的原因之一。在发达市场,超大盘科技公司在标普500指数中占据较大权重,成为推动市场回报的核心力量,其中许多公司在2011年至2025年间以极低的资本密集度实现了每年超过20%的复合盈利增长。2相比之下,新兴市场股票指数在过去十年间的权重主要集中于金融、能源和材料板块,而这些行业的增长速度都较为缓慢。
当投资者青睐软件、科技平台和知识产权相关企业的表现时,新兴市场仍集中于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行业。结果是,当轻资产科技企业开始主导全球股票市场回报之际,新兴市场却面临结构性的不利因素。自2020年以来,这些企业在标普500指数总市值中的占比已升至约35%至40%。3
新兴市场过去一直缺乏类似的一批能够实现相同水盈利增长的科技巨头。直到最近,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仍旧主要依赖出口和大宗商品相关活动。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增长放缓、大宗商品价格走弱,许多新兴经济体盈利增长失去动力,这些活动因此也遭受了冲击。
增长未能转化为股东回报
尽管2011年至2025年间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年增长率超过5%,但这一增长往往未能稳定地转化为股东回报。许多新兴市场投资者仅获得小幅以美元计算的盈利增长,部分情况下甚至出现负增长。
造成上述差距的关键原因,往往在于企业缺乏资本纪律。过去,管理层(或政府官员)往往更重视市场份额或国家政策目标(如总就业人数),而非为股东创造回报。与此同时,股票发行、关联交易和低回报投资进一步削弱了每股价值的创造能力。
例如,中国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尽管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高个位数增长,但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股票市场在过去15年中盈利增长几乎持平,表现停滞不前。鉴于近年来中国在部分新兴市场股票指数中所占权重超过20%,其疲弱的市场表现也成为拖累新兴市场整体回报的重要因素之一。
宏观经济脆弱性同样影响了投资者的回报。较高的通胀、外部赤字和缺乏可预测性的政策制定等因素使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依赖外资。在全球流动性收紧期间,就容易受到冲击。2013年的“量宽缩减恐慌症”便是典型的例子,当时美联储释出信号表示将缩减金融危机后的购债计划,市场随即出现大幅抛售;十年之后,美联储在2022–2023年展开的紧缩周期,则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这一看法:新兴市场的投资回报往往与全球的资金流向息息相关,其程度甚至不亚于对企业基本面的依赖。
货币贬值往往加剧全球投资者所面临的问题。即使当地市场表现良好,投资收益也未必能够转化为美元回报。例如,在过去15年中,MSCI印度指数以本币计的年化回报超过11%,但以美元计则不到6%。更广泛的MSCI新兴市场指数以本币计的年化回报约8.4%,但以美元计仅约5.7%。
简而言之,投资新兴市场并非单纯押注于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关注经济增长能否真正转化为股东回报,以及政策制定者能否维持经济稳定以及全球资本能否保持充裕。很多时候,这些条件中总有一项或几项无法满足。
目前有三大因素正在推动新兴市场发生有利的结构性转变。首先,新兴市场正在提供更多人工智能产业建设所需的生产要素,而全球地缘分化趋势则推升了对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多元化的需求。其次,新兴市场的资本纪律和股东利益一致性不断改善。第三,政策制定者的公信力有所提升,加强了通胀控制和国际收支管理能力。
本文中,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关键增长领域: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硬件产业、中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发展,以及拉丁美洲的大宗商品出口。
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硬件:台湾地区和韩国现已成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尽管近年来市场焦点集中于某家芯片设计公司,但其芯片实际上主要由一家台湾代工厂生产,这家代工厂制造了全球绝大多数最先进的逻辑芯片。另一方面,韩国则建立起另一个企业生态体系,主导了全球高带宽内存的生产,而这是人工智能模型中的关键组件。目前市场严重供不应求,导致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基础设施面临瓶颈。
随着美国最大的超大规模科技企业持续投入数千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资本开支,新增收入正直接流向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相关企业,并惠及两地更广泛的经济体。我们尤其关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票,预计未来12个月这些股市存在上行空间。(在此处阅读我们的相关文章。)
中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中国科技行业正由一个与西方平行发展的、相对独立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所驱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大多采用开源模式,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则通常通过订阅模式或应用程序编程接口限制对前沿模型的使用权限。中国的开源战略让更多全球开发者接触其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进而提升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中国也日益成为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组件(尤其是半导体)的重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使其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建设的规模,以及其持续推动摆脱对美国供应链依赖的努力,构成了人工智能领域另一项独特的增长驱动力。鉴于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和企业基本面仍较疲弱,中国人工智能投资逻辑可能仍旧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充分兑现。
拉丁美洲在全球地缘分化背景下重回(美国)视野:贸易政策和供应链重组正促使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区域能源安全和制造业韧性。这与美国贸易政策相呼应。2025年,所有国家都受到关税增加的显著影响,而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则明显处于有利地位。当前,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发酵,美国及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提高能源安全、多元分散能源来源已成为一项战略要务。为了实现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型,需要以历史罕见的规模获取铜、锂等大宗商品。而拉丁美洲拥有全球逾40%的铜储量和约60%的已知锂储量,这导致其成为这些资源的重要出口来源。
中国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重新备受关注的焦点。过去十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矿业、能源和基础设施资产上的投资已超过2,000亿美元。4中国如今已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贸易规模显著超过美国;美国政府显然正着力采取措施减缓中国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拉丁美洲还受益于全球分化加剧带来的另一重影响,就是供应链多元化及近岸化的需求。例如,墨西哥近期已超越中国,成为数据中心建设所需先进技术产品的最大出口国。
2025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技术产品约1,400亿美元,而从中国进口约60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在2024年从两国的进口总额均约为1,000亿美元。5这一变化可能部分源于转口贸易,即从亚洲进口产品后仅进行少量加工后,再将其出口。不过,随着《美墨加协定》持续审查过程中对制造业出口提出更严格的本国和区域原产地要求,预计这一情况将会改变。(请在此处详细了解我们的观点(只提供英文版)。)尽管如此,这些发展清楚表明,通过“近岸外包”制造业来保障供应链的相关举措,正在为拉丁美洲主要经济体带来竞争优势。
新兴市场中,资本纪律和股东利益一致性正呈现改善迹象。从经济增长转化为股东回报的传导机制持续强化,相关政策举措正推动企业采取更加符合股东利益的经营行为。
例如,韩国政府已正式推出措施,以解决所谓的“韩国折价”问题——鉴于韩国在公司治理方面相对薄弱,导致该市场相对全球市场而言长期存在估值折价。韩国政府因而鼓励企业公布资本配置计划、增加股息和回购、减少交叉持股。监管要求和社会舆论压力也在推动企业提高分红比例、改善公司治理实践。
相应的,这也改善了市场表现:自2024年底推出以来,韩国价值提升指数(该指数纳入了符合一系列治理标准的企业)已跑赢更广泛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约60%。这一结果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日本于2020年中推出一个聚焦公司治理的企业指数,该指数自推出以来,表现已跑赢更广泛的东证指数(TOPIX)近100%。
在中国,政府的整体政策重点,正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转向更加注重增长质量。中国的“反内卷”行动旨在扭转长期存在的营商趋势,其中“内卷”是指过度竞争导致回报递减甚至转负的恶性循环。该行动旨在遏制破坏性的价格战和企业间侵蚀利润率的恶性竞争,并允许部分行业的企业优先考虑盈利能力,而非一味追求市场份额。
一家中国跨国企业近年从与同行展开电商价格战,转向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体现。然而,鉴于企业部门长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整体盈利能力不足、股份稀释等情况,中国的公司治理和股东回报能否持续改善仍有待观察。如果这一状况能够持续改善,中国市场有望从目前较偏向选择性及战术性的投资标的,转变为更具价值的长期投资机会。
过去十年,新兴市场的宏观经济基础经历了显著变化,这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更加积极地管控通胀风险,同时兼顾经济增长所致。此外,在经历多年民粹主义和宏观经济波动后,许多国家逐渐朝向较为中间路线与务实主义的施政方向发展,尽管不同国家的转变步伐并不一致,但这些变化表明,当前环境可能有利于维持新兴市场的稳定性,这对全球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特征。
近年来,新兴市场更展现出与过往截然不同的通胀环境:平均通胀率已降至4%以下。尤其是拉丁美洲,其央行在疫情后应对通胀压力时,采取了更早、更积极的收紧货币供应和提高政策利率的措施,相较于许多发达市场央行,更有效地遏制了通胀的升幅。
新兴市场主权基本面如今较2022年已经显著增强。从新兴市场中位数来看,财政赤字已从-4.6%收窄至-3.6%,债务负担从占GDP的65%降至60%,通胀率从4.9%降至3.8%,实际政策利率从1.2%升至3.1%,经常账户则从-0.6%的赤字转为+1.3%的盈余,外汇储备覆盖倍数更从1.1倍翻倍至2.2倍。6与此同时,2026年发达市场的资产负债状况看起来更趋缩紧,财政赤字为-4.9%,债务占GDP比重达112%。7
这种日益提升的公信力已逐步反映于市场表现:汇率波动减少、主权利差收窄,以及新兴市场央行能够无需担心引发资本外逃的情况下放宽货币政策。目前几乎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际利率都高于美国,为投资者提供可持续的利差收益,并形成抵御资本流出压力的缓冲。这种有利环境,是十年前新兴市场政策制定者所难以想象的。
国际收支状况同样有所改善。资源出口国正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这也是全球通胀的驱动因素之一),而制造业出口国则受益于供应链多元化带来的资金流。过往美联储紧缩周期中令新兴市场投资表现容易受到冲击的经常账风险,如今已大为缓解。
过去,投资者往往将新兴市场视为一个单一资产类别。但事实上,与其说新兴市场是一个同质化的投资类别,不如说是由诸多拥有截然不同增长驱动因素的经济体构成的组合。在这一背景下,新兴市场的投资实施决策比以往更加重要,多元分散配置尤为关键。例如,一些新兴市场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将韩国排除在外,而韩国是年初至今表现最好的国家。如今,投资新兴市场已不再是对单一宏观经济趋势的预期,而更像是发掘哪些国家和公司处于最有利位置,能够从重塑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力量中获益。
我们看好新兴市场股票中的亚洲部分,其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按市值计占整体新兴市场股票的70%以上。亚洲市场正处于多个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性转变的核心,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人工智能驱动的盈利增长(预计MSCI亚洲(日本除外)指数2026年盈利增长53%)、较低的估值(市盈率为12倍,低于长期平均水平)以及投资者持仓仍然偏低,共同构成了颇具吸引力的潜在增长条件。
台湾地区和韩国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关键地位,正直接受益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加速,这些市场仍处于最有利的位置,有望从这一全球增长主题中获益。
新兴市场的转型不仅仅是股票市场的叙事:其中一些最显著的改善发生在信用领域,但许多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债券的认知仍停留在过去的历次危机,而如今的基本面已与以往大不相同。
对于寻求收益和多元化效益的投资者而言,我们认为新兴市场信用资产代表了当前固定收益领域最具吸引力的机会之一。总体而言,新兴市场硬通货债券市场目前是一个4.5万亿美元的资产类别,覆盖70多个国家和10多个行业。然而,尽管主权债收益率约为6%,而企业债收益率为6%–8%,新兴市场债券仍常被许多投资者视为具有财务脆弱性的资产——这一观点正逐渐显得过时。
当前新兴市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均展现出良好财政纪律的迹象:投资级债务净杠杆率约为1.1倍;高收益债务净杠杆率约为2.7倍,违约率也低,年初至今仅约1.1%。新兴市场高收益企业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率约为发达市场同类企业的两倍,同时许多行业的基本面都颇具吸引力。
例如,金融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5%至20%,不良贷款率低于3%;能源生产商在油价50美元时即可实现盈亏平衡;科技、媒体和电信企业则持续产生自由现金流。
因此,我们尤其看好由巴西、哥伦比亚、印度、以色列、墨西哥和土耳其发行的企业债,这些企业通常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EBITDA率超过15%、杠杆率不超过3倍,且收益率通常高于7%8,在兼具质量与收益下形成了具有吸引力的组合。
随着这些结构性变化在新兴市场持续推进,投资者也应将视野从公开市场拓展至私募市场,尤其关注亚洲的投资机会。在我们看来,亚洲区内的经济增长和企业转型很大一部分其实发生在私募市场:亚洲营收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中,约85%为私人企业。9在更广泛的亚洲地区,过去十年亚太区私募股权收购的表现优于公开市场,总回报率达到145%,而MSCI亚太指数则为83%。10市场规模也从2016年1,048笔交易,涉及1,020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1,690笔交易、1,980亿美元。11
亚太地区各新兴市场国家的私募市场都提供不同的回报来源和分散化机会。以韩国为例,私募市场的投资机会,可被视为公司治理和资本纪律改善的后续结果(正如前文所述)。而韩国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机会:随着全球对半导体和高带宽内存的需求持续增长,大型企业集团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需要更加重视回报并瞄准战略重点。这种压力也在加速韩国传统“财阀”(韩国特有的大型家族控制企业集团模式,在同一集团旗下经营多项业务)体系的重组和资产剥离,这一趋势正为私募投资者带来更加稳定的交易型投资机会。
就印度和中国的私募市场资金流而言,印度在交易达成和退出(包括2025年首次公开募股(IPO)驱动的退出大幅增加)方面均保持持续势头,表现尤为突出。这一趋势进而完善了发起人“以退出为目标”的投资生态体系。在中国,受全球分化、经济前景复杂以及资本募集和交易退出门槛提高的影响,投资重点已转向内需导向行业以及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企业。这一趋势也使本地资本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并更加凸显管理人筛选和风险管理的价值。
尽管新兴市场具备结构性利好因素,投资者对大幅配置新兴市场股票似乎仍有顾虑。累计资金流入一直较为疲弱(尤其与美国的大量资金流入相比),投资者仓位仍然偏低。
新兴市场股票相对于发达市场的估值折价仍然存在,这表明投资者尚未完全确信当前较高的盈利增长率能够持续,或者股东改革能够取得成效。过去一年新兴市场的大幅上涨也可能令部分投资者有所顾虑;地缘政治风险(尤其是对石油的依赖)和汇率敏感性等问题仍然令人担忧。不过,投资者的犹豫不决也恰恰为构建核心配置创造了具有吸引力的入场时机。
多年来,投资者一直将新兴市场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杠杆化型投资工具:当全球经济扩张时,这些市场受益最大;当全球经济放缓时,这些市场则举步维艰。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正越来越过时。新兴市场已不再是单纯是全球增长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增长的推动者。
在我们看来,当前新兴市场正在经历的重大结构性变化,足以使其从战术性交易转变为核心战略配置。未来十年许多最具代表性的投资主题将对新兴市场产生非凡的影响:例如,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高度依赖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供应链多元化正在重塑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制造业格局。资源安全仍依赖主要分布于新兴市场的各类大宗商品。然而,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仍然受到过去不如人意的经历所束缚,使许多投资组合紧盯记忆中的旧世界,而非正在形成的新格局。
我们认为投资者不再需要承受低配新兴市场所造成的损失风险。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未来十年,那些敢于加大对全球所需要素(先进制造能力、半导体芯片和关键大宗商品)配置比例的资产配置者,或将迎来丰厚回报。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基金发售说明书及其他发售文件,充分了解投资目标、风险因素、各项费用及基金的其他相关信息。
多元化和资产配置不保证录得盈利或免招损失。
相较于发达市场,新兴市场投资涉及较高风险且波动性更强。外币汇率变动以及投资者司法管辖区域以外地区的会计及税务政策存在差异可能会增加或降低回报。部分市场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性基础相对薄弱,加之投资者司法管辖区域以外的税收政策与法律体系差异,可能产生额外风险。投资者在投资新兴市场前应审慎评估这些风险,并咨询财务与法律顾问。
指数定义
MSCI世界指数是一个按自由流通股数调整后的市值加权指数,旨在衡量全球发达市场的股市表现,由23个发达市场国家指数组成。
MSCI新兴市场指数是一个按自由流通股数调整后的市值加权股票指数,涵盖新兴市场国家的大盘股和中盘股,覆盖各国约85%的自由流通股数调整后市值。
MSCI中国指数是一个按自由流通股数调整后的市值加权股票指数,以1992年12月31日为基期,基点值为100,以港元计价(美元计价请参见M3CN指数)。
新兴市场消费者物价指数(EM CPI)衡量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通胀水平,追踪这些市场家庭购买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比平均变化。
发达市场消费者物价指数(DM CPI)衡量发达市场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通胀水平,追踪这些市场家庭购买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比平均变化。
MSCI台湾指数是一个按自由流通股数调整后的市值加权股票指数,旨在衡量台湾地区大盘与中盘股票的表现,覆盖约85%的台湾股票市场。
MSCI印度指数是一个按自由流通股数调整后的市值加权股票指数,以1992年12月31日为基期,基点值为100。
MSCI巴西指数是一个按自由流通股数调整后的市值加权股票指数,旨在衡量巴西大盘与中盘股票的表现,覆盖约85%的巴西股票市场。
MSCI韩国指数旨在衡量韩国大盘与中盘股票的表现,由80只成分股组成,覆盖约85%的韩国股票市场。
韩国价值提升指数是由符合一系列公司治理标准的韩国企业组成的指数,旨在追踪重视股东利益、具备较高资本效率和盈利能力并能提供良好股东回报的企业。该指数于2024年末推出,是韩国政府应对“韩国折价”现象的举措之一。
MSCI亚太(日本除外)指数(正式名称为MSCI所有国家亚洲(日本除外)指数,MSCI AC Asia ex Japan Index)涵盖亚洲三个发达市场中的两个(不包括日本)和八个新兴市场的大盘与中盘股票,覆盖各市场约85%的自由流通市值。其中,发达市场包括香港和新加坡,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地区和泰国。
MSCI亚太指数是一个按自由流通股数调整后的市值加权股票指数,旨在衡量亚太地区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大盘股及中盘股的表现。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是韩国证券交易所主板上所有普通股的市值加权指数,以1980年1月4日为基期,基点值为100。
TOPIX又称东证股价指数,是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所有公司的市值加权指数。
标普500指数是由500只股票组成的市值加权指数,旨在通过代表各主要行业的500只股票总市值变化衡量美国整体经济表现,以1941–1943年为基期、基点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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